■ 张欢欢 王苏苏

2018年4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学会人口与社会性别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与工作-家庭平衡论坛”。论坛共收到论文70余篇，来自国内高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社科院等数十家研究机构的人口学、学前教育、公共管理、文学、史学等专业的10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五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杨菊华主持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与会人员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托幼理念、政策与性别动态

针对这一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洪秀敏认为，近年来父亲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抚育角色也日渐受到关注，针对父母亲承担家庭责任和实现各自事业发展之间的困境和抉择进行讨论迫切且必要。

北京市妇联研究中心白春燕从全职主妇的困境出发，认为女性阶段性回归家庭是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应当全面评估全职主妇价值、出台关注全职主妇权益的公共政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中一强调，我国托育服务呈现女性化特征，这会强化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而重构托育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增强托育服务专业化和标准化，促进男性参与、尊重女性自我选择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举措。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平重点关注0-3岁婴幼儿抚育中的父职参与，认为婴幼儿抚育过程中的“守门人效应”、工作家庭平衡压力以及家庭资源等因素影响父职参与，提供社会化的托育服务并不一定促进父职参与，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和家庭成员秉持的男性不适合照顾婴幼儿的负面认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杜鹃认为母职分离是历史常态，但密集母职会加剧性别内部不平等，应当使母乳喂养回归到一种赋能的、愉悦的基于女性自主选择的身体实践。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崔金海认为幼儿照料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照料的压力较大，国家可通过补偿或免税的方式给用人单位提供优惠政策，以减弱或消除女性生育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李洁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冯解忧认为这一主题主要涉及儿童抚育及性别差异的讨论，而社会性别视角在托育服务体系构建初期就应纳入研究之中。

托育现状及需求与供给预测

与会专家对我国当前托育现状及需求与供给预测进行了集中讨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法规研究室蒋永萍重点介绍了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指出要明确托育服务发展理念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确定托幼公共服务的工作管理体制。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唐斌尧以山东省为例，指出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的主要问题在于供需缺口大，政策依据和政府管理缺位，托育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碎片化严重。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杨慧认为北京的托位需求大，6年内的托位需求大约为168-200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杜声红指出，托育需求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2-3岁幼儿入托需求最为强烈，据预测，到2030年，城市地区的有效需求总量将达到161.6-225.5万，公办机构10万家，民办机构达到2.5万家，总的从业人员将达到10万人，其中保育员62.6万，管理员37.6万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茅倬彦认为，有效需求是值得考量的变量，有效需求与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朱荟认为可将供需预测研究与人口学的其他研究相结合，以提高预测的精准性。

育儿焦虑与工作-家庭平衡

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张竞月认为，二孩生育焦虑在于女性要为生育行为缴纳高昂的“性别税”，如何在“生”与“升”之间寻求平衡是打算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首要考虑的问题。河北科技大学白黎指出生育二孩会使得女性职业中断次数增加、中断时间延长，人力资本折旧加速，难以回归原有岗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郑杨指出 “好妈妈”与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以及互惠性社会政策的缺乏，导致部分女性屈从应对。青岛科技大学金英爱的研究发现，与4-6岁相比，0-3岁婴幼儿的已婚职业女性的生活质量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显著偏低，对工作-家庭平衡及家庭政策的满意度更低。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郝彩虹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宋月萍认为，女性在养育孩子过程的职业选择和期待有所不同，应当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纳入更多需要考量的变量，明确相关研究的合理性和指向性。

育儿支持与国际托育经验

湖南文理学院张文馨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提出应当科学细分0-3岁婴幼儿年龄段，构建合理的托幼机构综合系统。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霍利婷，认为0-3岁儿童家庭主要体现在非正式照顾支持的差异，父亲参与儿童照顾的比例很低，家庭更需寻求外部照顾支持。而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建花指出，借鉴发达国家托幼供服务方面的经验，应将托幼服务纳入家庭政策、社会政策之中，确保相关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持久性以及国家财政的强有力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聂晨梳理了英国政府在托幼政策的演变，认为托育体系要统一顶层设计和管理，要坚持善政府主导原则，同时考虑需求侧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系的靳永爱博士认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研究需考虑区域差异。甘肃中医药大学张勰认为，应从理念、目标和政府的主体规划三个方面出发，综合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有甄别地总结国际经验，从而实现托育经验的本土化。

托育服务的体系建构

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体系，何种托育服务设计可满足托育需求，事关今后托育服务的发展方向。沈阳师范大学秦旭芳认为应当以“托护指导师”进行角色定位，并提出相应的职业标准和从业要求。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徐源则指出，目前科学育儿的阻碍在于针对家长自身的支持不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张本波指出，我国托育服务发展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是顶层设计以及重点任务问题，要立足服务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将托育体系的构建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部门职责，统筹托育服务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杨菊华则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指出我国3岁前托育服务的四个主要特征为全面崩溃、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难以保证。要想实现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双赢，需把握有效需求，明确四个服务以改善供给结构，并出台相关法律与典章规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胡宏伟、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君甫都认为，在托育责任划分中，国家角色与家庭责任仍需进一步讨论，更需政策支持以保证家庭养育功能的实现。

此外，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尔大学、四川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也就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大会总结阶段，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邓晓梅对“0-3岁起跑线”公益行活动进行了宣讲，呼吁大家关注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养育问题，促进农村孩子的健康成长。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建花对论坛进行了简单总结，她认为此次论坛主题全面，参会人员多元，相关议题意义非凡，并祝贺论坛地成功举办！最后，会议召集人杨菊华说，此次论坛是托育服务及相关研究的起点，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学术研究，促进政策制定，缓解新时代因社会托育服务不足给家庭、尤其是女性带来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推动“幼有所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