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先生一生追求学以致用、学术报国，躬身践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主张。本文作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是邬老的学生，他在文章中真实、深情地叙述了邬老治学、报国、健康生活的丰富人生历程，深切的缅怀之情溢于笔端。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老年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邬沧萍先生于2023年6月13日21点21分在京病逝，享年101岁。邬先生是人口学、老年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去世是我国人口学和老年学界的重大损失。作为他的学生，抚今追昔，我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深切的缅怀之情。
我与邬先生的缘分开始于1985年7月，彼时我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留在人大人口研究所工作。1995年，我开始在职攻读邬先生的博士研究生，2000年毕业。屈指算来，我认识邬先生已经38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弹指一挥间，但就人生的尺度而言，时间亦不可谓不长。
康寿四法
2014年中宣部、全国老龄办评出的17位“最美老有所为人物”中，邬先生是最年长的健康老人。我初识邬先生时他已63岁，但精神矍铄，器宇轩昂，声如洪钟，一点不见老态。印象中，一直到2023年初病重入院，老人家晚年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从没有因为重病住过院。作为康寿的典范，他的确有值得总结的人生经验。
“仁者寿、勤者寿、乐者寿、智者寿”，这是邬先生眼中的康寿四法。他一生都在践行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主张，是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的典范人物。
仁，体现在邬先生的家国情怀和博大胸襟上。邬先生自己说过：“仁者是说心态好。”2019年7月，先生在《爱国、建言、参政——我的民盟之路》视频中谈到：“国之所需，我之所向。”他还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作力所能及的贡献。”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他心中有浓烈的家国情怀。中国人民大学为他庆贺八十大寿时，他即席发表答谢词说，“我本就是中国人，回到祖国还需要理由吗？”给我印象至深。自古家国同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学时期，“七君子事件”给他播下了爱国的种子。晚年他回顾道，新中国成立之初留美回国，是他人生最大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最正确的选择。以国为家的情怀彰显了邬先生的博大胸襟，这也是他晚年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精神底色。邬先生很佩服费孝通先生对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他曾说要像费先生那样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来思考大问题、大格局和大趋势。邬先生高度关注国家重大问题的报国之志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幸为邬门人，当承先生志。
勤，体现在邬先生脑勤和体勤。回顾先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无日不用脑，无日不思考”。在他的字典中似乎从来没有过“节假日”，到晚年他仍然保持着探索真理的高度热情和强大的知识生产力，他的雄心是要亲身验证一下老年知识分子的潜能到底有多大。邬先生和很多得享高寿的老人一样也有按时作息的良习，规律生活，适当运动，每天晨起都做一套自己总结的体操，让身体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邬沧萍做自编的“保健操”
乐，体现在邬先生心无挂碍，总是笑容可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先生生性乐观豁达，哪怕是下乡劳动改造的非常时期也没有怨言，而是心态平和，知足常乐，与人为善。乐观的性格、豁达的性情使得艰苦的劳动变成了别样的人生体验，随遇而安、顺势而为正是先生百年人生的秘诀。三次下乡劳动期间先生都获得过劳模称号，说明了他一以贯之的勤奋乐观精神和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
邬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的顺达和事业的成功使他心情舒畅，哪怕到了百岁高龄，精、气、神仍旧十足。邬先生时常发自内心地爆发出婴儿般纯真的大笑，身边的人无不受到感染。他身上乐观豁达的特质一望便知，生活中遇到烦心事，他也善于转念，始终保持人生正念和学术报国的初心，以苦为乐，以思为乐，以写为乐。
智，体现在邬先生终身学习，日日进知。即便过了百岁生日，邬先生仍坚持天天看书读报，终身保持学习、思考和研究的学者习惯，真可谓生命不息，奋进不止。合理膳食、规律作息、戒烟限酒、适当运动、充足睡眠、积极乐观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是保持脑健康，是邬先生的长寿之道。脑部的活力是长寿的重要保证，脑健康就是要尽可能保持认知能力。邬先生保持脑健康的秘诀就是保持心理—情绪—精神的正能量，使心灵永远处于“正、清、和”的境界。学以致用、用以成就的良性循环保障了先生的身心康泰。
对积极老龄化，邬先生有自己的体会。在先生看来，老人要多和社会接触，进行“再社会化”，保持生命的开放性。老有所为可大可小，不仅指知识型老年人，也可以是平凡的老年人，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自己的自理能力，减少对社会的依赖，就是一种正能量。
参政建言
纵观邬先生一生，发挥人生的社会价值、将个人命运深度融入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中，学以致用、学术报国，一向是先生的最高追求。邬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及民盟中央常委，他发表了很多有关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真知灼见，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独立思考为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智力支持，彰显了学者良知和社会担当。譬如，1992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闭幕会发言时，建议普遍宣传“计划生育，丈夫有责”，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反映了妇女的心声，推动了社会的性别平等。
早在1982年，邬先生就意识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其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有科研人才，于是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在高校成立老年学专业，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并成立中国老年学学会，这些提案和建议先后得到落实。1983年，他先后招收了老年学方向的一位硕士和两位博士，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老年学研究生。2003年，在先生的多年努力下，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老年学研究所。先生深知老龄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老龄工作应纳入政府的职能》一文就是基于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发言写成的，他认为将老龄工作纳入政府职能可缓解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
邬沧萍在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委员讲堂”节目中担任主讲
199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应重新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指出老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他呼吁：第一，应避免出现经济上相对贫困的老年群体；第二，减轻健康上最脆弱群体的压力；第三，尽量减轻抚养比提高的不利影响；第四，缓解家庭养老的困难。他还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老龄意识；二是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职能；三是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四是积极促进健康老龄化；五是建立老年人能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机制。这些观点获得了政协委员们的赞同，后经《新闻联播》播出，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邬先生还积极响应费老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号召，积极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出谋划策，他曾经深入贵州毕节贫困地区调查研究，并担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对推动教育改革提了不少建议。
治学之道
邬先生的学术贡献离不开其高超的治学之道。概括来说，他的治学之道有五个要点。
一是有高超的哲学辩证思维的指导。他留美时学的是工商管理和统计学专业，但他回国后调入人民大学，经四年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学习，全面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法，这成为其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深厚的哲学功底使他在花甲之年能够厚积薄发、卓有建树。他形象地将马克思主义比喻成“望远镜”和“显微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精髓，使他能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所以善于发现问题、总结提炼，终成一代大家。他善于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和把握规律，2017年，他对时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说，中国老龄问题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即以系统化的辩证思维来研究。他还从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中衍生出“存在决定健康长寿”这一深刻认识。
二是善抓机遇，顺势而为。邬先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自觉性、敏感性和前瞻性。他在留美归国前选修了第二专业统计学，就说明了他的预见性。1983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邬先生根据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底部萎缩现象，意识到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初露端倪，他迅速将学术兴趣和重点转向了人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邬先生和同事一起做了许多开拓性、基础性的工作，如编写了《世界人口统计简编》《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指标基础知识》《人口理论》，翻译《人口通论》，主编《世界人口》，创办《人口研究》等。1979年5月15日，他和学者刘铮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人口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行》。1979年3月，他和刘铮、林富德共同完成了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特别提出了“提倡一胎不能持之过久”的超前观点。他发现人口变量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起初如不重视，一旦积累起来就积重难返，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出生性别比等人口结构问题更是如此，传统人口学是数量科学，只回答事实“是什么”，但先生却高瞻远瞩地指出变化的原因，即回答“为什么”；并提出对策，即人口学要研究怎么应对人口变化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负面影响。对于此，人口学家责无旁贷。
三是博览群书、博采众长。邬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早年他在书房里贴了一张纸条“闲谈莫超10分钟”，广为人知。他在85岁退休前，晚上12点前没有睡过觉。他有早起锻炼的习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先生边慢跑边收听英语广播。他利用外语优势打通了中西方信息壁垒，引进国外人口学知识为己所用，所以先生比一般人视野开阔。先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70多次，先后编著了几十部有影响的著述，是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大先生”。在邬先生书房里有一个特殊的柜子，里面装有先生精心筛选、分门别类积攒起来的信息卡片和报纸剪辑，这是先生在学会使用电脑前的资料库，是他夜以继日的学术生涯中激发灵感的知识宝藏。
四是心胸开阔，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1982年，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不仅唤醒了全世界的老龄意识，也使邬先生意识到老龄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他对健康老龄化的研究，最初着眼于人口，后来扩展到社会；同时将健康老龄化的研究升级为积极老龄化的研究。我有幸与先生合作写过多篇（部）文章和论著，包括《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等，他审读初稿时会用红笔对赞同的论述圈圈点点，这对年轻人是莫大的鼓励。
五是识大势、谋大局，高屋建瓴。先生对问题的把握和探索总是追根溯源，究其根本，可谓上下而求索。无论是对人口学对象的理解抑或对老龄化的解读，莫不如是。这些着重“根须处”的追问使他的学术一开始就带有奠基性的意味，成为一代大家绝不是没有理由的。先生总是强调，“要从整个社会发展甚至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切学术问题才能看得清、看得远”。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感叹道：“做学问是不容易的，水滴石穿，没有安心、静心和执着之心，学问是做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