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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独特性”还是“过渡性”

时间:2022/11/7

《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英文)》(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20229月以“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为主题出版专刊,讨论应用第二次人口转变概念框架分析和预测21世纪亚洲国家人口动态的可能性。顾宝昌、Ron LesthaegheStuart Gietel-Basten三位学者受邀担任客座主编,顾宝昌为本专刊撰写了编者按,Ron LesthaegheStuart Gietel-Basten分别撰写了评论,专刊共收入6篇文章。


顾宝昌在编者按中介绍了组织本专刊的初衷,并对专刊收入的6篇文章做了简要评论。於嘉和谢宇的文章审视了中国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征,发现尽管有晚婚和不婚的趋势,但多数人仍然结婚;尽管人们往往晚生少生孩子,但多数人仍生育。婚前同居已为社会广泛接受,但仅为婚姻的前奏而非替代。虽然对非婚生育更为宽容,但非婚生育的孩子还是很少;虽然对没生育的女性更为宽容,但自愿不生育的女性极少。尽管离婚在年轻一代中相对较多,但与其他第二次人口转变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仍然较低。鉴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点并未在中国“同时”出现,作者提出中国是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但本专刊中其他文章的讨论表明,其他亚洲国家多少也有类似情况,中国所出现的可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也许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所有特征并不一定会在一个人口中同时出现,而表现出部分地或呈现出逐步显现的过程。由于亚洲很多国家进入低生育率的历史仍然相对较短,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也许尚未充分展开,当前观察到的究竟是一种“独特性”还是“过渡性”,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做出判断。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最早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欧洲发达国家最为接近,且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是考察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案例。但Raymo的研究发现,日本也显示出类似于中国的情况,如婚姻和生育的推延,同居日益普遍但往往短暂,也没有成为婚姻的替代,且非婚生育很少。尽管日本的生育率自1974年以来低于更替水平,2005年跌至1.25的低谷,但并没有显示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所表现的在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并不支持第二次人口转变提出的“个性化与极低生育率之间反向关系”的特征。即便教育和就业都有了很大改善,日本女性仍被视为家务和育儿的主要承担者。


中国的“独特模式”也好,日本的“独特路径”也好,甚或是“东亚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后的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变化规律。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应用在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情景时,可能出现不同形式和不同途径。这也许是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应用于亚洲的未来研究方向。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因其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规模,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十分明显。Utomo等学者的研究展现了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图景,鉴于国家内部的显著差异,无论是生育率下降还是观念变化,都不太可能出现“完全同步”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特征。然而,正如该文所示,尽管社会规范仍不鼓励离婚,婚姻仍被视为宗教义务,但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就业改善,女性确实表现出了更大的自主性;尽管人工流产仍是禁忌但却有增多趋势;虽然宗教仍推崇一夫多妻制,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消亡,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因此,该文作者不赞同在考察印度尼西亚人口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时采用非此即彼的“二分类”。


印度很快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印度令人关注。Visaria的论文认为,印度的情况表明,低生育率和个性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印度的生育率已降至2.0,家庭规模缩小,平均结婚年龄提高,童婚减少,但女性仍普遍结婚,而且大多是包办婚姻。与此同时,尽管不婚率将可能“缓慢增长”,尤其是在城市精英群体中逐渐增多,但同居仍被视为禁忌,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被接受。论文展示了社会规范向两孩家庭的趋同,甚至有些地区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较为普遍,但无子女的家庭仍然极少。看来印度还是处于第一次人口转变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相交之间。虽然作者认为印度可能具有自身独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但也认为,对夫妇婚育行为的研究还很欠缺。


周韵的论文基于定性研究,通过对南京和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男女的访谈,了解他们对同居的看法。文章强调指出,尽管数据分析表明,同居在中国已被广泛接受,但事实上对同居的看法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同居对于男性而言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而对于女性来说则是风险放大,可能会导致不利的婚姻前景。这种“性别不对称”和“性别张力”现象提醒我们在应用第二次人口转变分析框架时,从性别视角的审视十分重要。


赖韦文和宋靖利用现有数据比较分析了四个东亚社会在过去十年中(2006~2016年间)对同居、生育和离婚的态度变化。研究发现,2016年与2006年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个社会呈现出更趋自主的趋势,而中国内地却呈现出更趋保守的趋势。考虑到中国内地的人口规模、地区差异以及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四个社会的比较和调查结果分析应适当慎重。如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的教育而言,该数据的中国内地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就明显偏低。文中也提到,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内地受访者中并没有表现出调查样本总体所反映出的趋于保守的倾向。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内地的样本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类似周韵的调查对象)为主,调查结果也许会很不一样。


1986van de KaaLesthaeghe初次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到2022年本专刊讨论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跨过了30多年。但这一概念在欧洲大陆之外的适用性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第二次人口转变框架在亚洲的适用性,可能是理解21世纪人口动态的关键。本专刊的文章和讨论显示,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并将成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为最初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两位欧洲学者之一的Ron Lesthaeghe在以“第二次人口转变:也是21世纪亚洲的挑战?”为题的评论中,回顾了1986年与van de Kaa针对当时欧洲的形势提出,是不是出现了“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但完全没想到这个提法会传播开来,并以不同形式传播到北欧和西欧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


36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亚洲社会提出了与1986年时对欧洲提出的相同的问题:亚洲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吗?种种原因要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十分谨慎。首先,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二次人口转变指的是有关伴侣关系的形成和解除、生育率和家庭组成的生命历程中的实际人口变化。统计数据可以反映这些变化。但这个概念也隐含着理论。在关注伴随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带来的观念变化时,绝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信仰和社会组织的民族历史传统。根据A. J. Coale 等对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准备好、有意愿和可实行”的范例,生育转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实现自愿生育控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绝不是唯一的驱动力。首先,新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获益(经济效益=准备好);其次,新行为必须能在文化上可接受(宗教或道德上的可接受性=有意愿);第三,必须具备实现手段(技术手段和法律环境=可实行)。而且,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如果有一个条件滞后,就会停顿或减缓整个转变进程。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同居必须带来相对于单身或婚姻的额外收益,必须被伦理或宗教接受,且必须得到法律的许可。同理,推迟生育必须在物质上或心理上获益,必须可接受,而且必须具备有效的避孕方法。


在讨论南欧、中欧和东欧是否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最初曾受到过“不适合我们,我们不一样”的质疑。当然,由于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使各国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普遍呈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人口特征,而且都出现观念的变化,包括更强调性别公平,更为个人自主,世俗化和在道德伦理方面更为宽容。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贫困阶层和某些种族群体中,历史上就多少存在同居行为。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同居现象,即便在大学毕业生中也出现阶段性甚至永久性同居,贫困阶层中就更多了。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其他重要特征如推迟生育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最近,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出现了一些推迟的趋势,但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现象。也许在大城市的受教育的人群中开始出现了,但也不好过早下结论。因此,拉丁美洲只能说是出现了“局部性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并主要体现在贫困人群中有着历史传统又带有第二次人, 口转变特点的同居现象。


在父权社会主导的亚洲又怎么样呢?在最为工业化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大陆,生育转变得又早又快。明显具备了生育控制的三个条件,也能得到广泛实行。但同居呢?要强调个人自主就显然不符合父权制的基本原则,也会与各种宗教教义相悖。本世纪初,亚洲学者普遍认为同居“不适合我们,我们不一样”。但日本2009年的生育调查显示,20~40岁的已婚女性中41%有同居经历。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揭示,25~29岁的所有女性(包括单身和已婚)中,小学教育程度的人群中1/4有同居经历,而在高中教育水平人群中上升到36%,在大学受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曾同居的也占1/3。在年长妇女中同居的比较少,但在40-45岁的女性中也达到了10%。在日本是教育水平越低同居越多,而在中国是相反,同居在较高教育水平人群中更为普遍。但是,同居在这两个国家很可能都已扩散到了其他人群。不过同居生育的现象在亚洲还是很少,同居中如果发生意外怀孕,结局不是人工流产就是奉子成婚。


Ron Lesthaeghe通过对离婚、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和自杀等伦理问题的个人选择自主权的看法(基于2005~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观察亚洲父权社会的“伦理革命”进展,从而推想未来的同居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北欧和西欧国家显示出最为自由的伦理观念,其次是南欧,东欧和中欧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与东欧相似。亚洲则呈现出巨大差异,香港、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泰国表现出相当自由的观念,但越南和中国内地坚守传统道德。这可能意味着观念滞后于行为。如同第二次人口转变在20世纪的欧洲次第推进,有些国家的缺失特征很可能会在21世纪补充出现。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一部分先行群体可能将推迟生育。工业化的亚洲社会可能会进一步普遍接受婚前同居,但仍不愿接受未婚生育。除了未婚生育率很低,大多数亚洲社会的另一特点是低离婚率。不过,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多的自由择偶和抵制包办婚姻,以及对个人福祉的关注,低离婚率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传统方式将随着老一代的退出而消亡。


对于当代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尤其是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来说,观察和分析未来变化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对“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究竟与世界其他地区会多么不一样?”的问题作出回答。需要强调的是,与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的演变还远未终结,在大多数亚洲社会也许才刚刚开始。随着这些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将不得不重写现有的一切。但不管怎样,本专刊中的研究论文构成了重要的历史结点,并必将成为未来变化的参照。


长期深耕亚洲人口变化的Stuart Gietal-Basten以“对人口和社会的焦虑: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为题的评论开篇指出,亚洲大陆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既有对人口变化的焦虑,又有对与之相关的社会变化的焦虑。亚洲很多国家的生育率在多种因素驱动下,较短时期内从“高”到“低”,这本来对社会、人类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好消息”,然而似乎恰恰相反,迎来了一片焦虑。


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之一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共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在亚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担忧。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第二次人口转变某些特征在亚洲出现的“恐惧”,如低生育率和低结婚率,与之相关的新角色、新家庭、新观念。不过,本专刊的文章清楚地一致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经典”人口特征,尚未在亚洲完全出现。无子女、婚外生育、高离婚率和终生未婚等现象并没有自动伴随低生育率出现。正如Visaria指出,印度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有些地区的低生育率与东亚和南欧相似,相当多女性只愿意生一个孩子。尽管如此,“除了来自大城市的个别报道,离婚、同居或自愿不生育的案例几乎没有增加”。尽管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一些特征在亚洲显现,包括晚婚和推迟生育,但在这些低生育率地区(包括本专刊中涉及的中国内地、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结婚仍是生育的前提,生育也还是婚姻的后果。虽然离婚率有所上升,但婚姻依然相当稳定。


与欧洲相比,亚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特点是,生育子女数和结婚年龄等在统计数字上发生了变化(或可以说是“硬件”变化),但在社会规范和期望方面的性质变化相当滞后(即“软件”没有相应的改变),尤其在婚姻和生育的关联方面。观念和态度的变化则更为复杂。Visaria并不认同印度的低生育率是由于强调个性和自我实现的后现代态度和规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教育成本的攀升是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共同特点。


亚洲一些地区呈现了典型的“不完整的性别革命”,本专刊有论文再次强调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性别不对称,例如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周韵运用定性研究,梳理这些不对称角色背后的概念体系,影响决策的想法和感受,并揭示风险在同居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赖韦文和宋靖再次提出风险问题。他们观察到2006~2016年,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对婚姻、离婚和生育的态度呈现出更加“自由”的趋势,而在中国内陆似乎出现了相反的倾向,即转向更为保守,他们分析“新出现的非传统人口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危险且不受欢迎的”。


第二次人口转变浪潮的许多基本特征显然在亚洲尽管尚未完全显现,但已可见端倪。围绕家庭构建的大部分讨论中充斥着与此相关的普遍担忧。这种固定思维可能会阻碍制定适当的政策来支持家庭,也可能起到固化文化规范的作用,阻碍变革。因此,对人口行为的“期望”不同于现实生活方式的变化,加剧了对人口现实的焦虑。年轻一代的变化体现了“压缩的现代性”,也引起了年长一代人的不安。


第二次人口转变并不是一套定义明确的文化、社会和人口特征,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道路。实现低生育率的途径因社会文化背景而异。本专刊的所有论文都表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在走自己的路。正如Lesthaeghe在其评论中所说,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观念和态度也都在改变。在此生育转型的关键时刻,未来充满未知,需要更多数据和更多研究给出答案。第二次人口转变提供了重要框架,微观调查数据可以将政策、经济和国内环境变化的背景与人口行为相关联,应用国际可比较数据可以找出变化中的共性和特点,纵向跟踪调查可以捕捉到非常重要的代际变化。


  附1:专刊目录

     Editorial

Baochang GU. Applicabilit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sia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20-1

Commentary

Ron LESTHAEGHE.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lso a 21st century Asian challenge?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9-8

Original articles

Jia YU and Yu XIE. Is there a Chinese pattern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3-0

James M. RAYMO.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Japa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6-x

Ariane Juliana UTOMO, et al. 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donesia?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5-y

Leela VISARIA. India’s date with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7-w

Yun ZHOU. Gende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Gender asymmetry, gendered tens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4-z

Weiwen LAI and Jing SONG. Different pathways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four East Asian societies: Evidence from the 2006 and 2016 East Asian Social Surveys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18-9

Commentary

StuartGIETEL-BASTEN. Demographic and social anxietie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Asia

https://doi.org/10.1007/s42379-022-00121-0


2:专刊网址

https://link.springer.com/collections/chcegcdjfa



作者:郑真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顾宝昌,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转自“大国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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