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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挑战和机遇”会议综述

时间:2019-08-02



社会性别平等是国际社会衡量国家可持续发展程度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当前正处于人口社会的快速转型期,亟待研究与解决的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日俱增,新时代下的社会性别相关理论需要进行新的解读与创新,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日益突显,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歧视、及家庭分工、夫妻权力等出现了新的特征,大规模城乡人口迁移与乡村振兴战略,为提高妇女地位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代际关系发生变化,并与老龄化问题相互交织……。社会性别分论坛的特邀发言涵盖的研究问题多样化,发言人基于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不同学科和研究视角,围绕新时期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现状与问题、高等教育及户口因素对婚姻缔结的影响、乡村振兴背景下子女性别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组织环境对城镇女性生育-就业冲突的保护作用、及婚姻挤压背景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别意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与思考。靳小怡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新一届社会性别专委会的组建、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回顾了中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社会性别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及其广泛应用。其次,分析了目前社会性别研究的局限性:其一,尽管性别研究在学科化、学术化的过程中已成为显学,拥有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网络、期刊、学会、研究生培养基地等,并逐渐被各主流学科所接纳,但仍不是人口学与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主流与核心;其二,研究对象和视角较为局限,作为西方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的男性研究,在国内只是刚刚起步,性别多元(LGBT)研究还未引起足够关注,性别研究成为缺失了男性并排斥男女之外任何非异性恋的研究;其三,相关研究者多为女性,缺乏男性研究者的参与。最后,学术研究的社会转化能力不足,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相对滞后、相关措施针对性较差、落地较难。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衡量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8》显示,中国在女性参与政治方面显著进步,女性在专业技术职位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水平较高,但在出生性别比例方面仍然全球垫底,在预期健康寿命方面的相对和绝对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排名从61位逐年下降至2018年的103位,促进社会性别研究及其社会影响力,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当前中国社会性别研究涌现出诸多热点,包括性别失衡的人口社会后果研究、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研究、性别平等的促进政策研究与法律援助、性别与婚姻家庭研究、城乡人口迁移/乡村振兴与性别研究、老龄化与女性老年人研究、性别与健康问题等等。靳小怡分享了西安交通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领域的不懈探索及其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实证分析与社会实验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就如何发挥好社会性别专委会的功能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积极引领重点研究方向、办好每年专委会论坛、搭建学术合作平台、加速研究成果转化、充分利用新媒体、学术期刊宣传相关研究成果等具体建议。
高教育、户籍与婚姻缔结。贺光晔从当下热门的婚姻和户口价值谈起,认为婚姻的建立往往与当下性别角色期待相关,传统意义上,男性更在意配偶的外貌和年龄,而女性则更关注配偶的社会资源和地位。已有研究发现,高教育、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结婚更早,在婚姻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而女性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经济能力越好,则表现为结婚率越低、结婚越晚。在大城市,本地户口作为一种潜在资源,意味着可以享受相应的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保障;从经济层面,则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职业,同时也意味着其更有可能拥有住房。基于此,研究的关键问题为:教育对婚姻推迟模式的作用,是否在本地和非本地户口中存在差异?这一模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首期数据,运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教育程度”“是否为上海户口”和“时期”因素对“是否进入婚姻”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推迟愈为明显,这点对女性尤是。此外,不论男女,相比具有本地户口的,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在“新上海人”和未获得上海户口的人群中更加突出。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在改革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在改革前,不论是否拥有上海户口,高教育男女晚婚模式明显;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高教育的婚姻推迟效应主要在“新上海人”和未获得上海户口群体中显现;自2008年物价(尤其是房价)急速攀升之后,相较外地或低教育男性,高教育的本地男性不但不会推迟婚姻,反而更早结婚。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成年子女与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刘利鸽重点关注农村老年人“情感支持匮乏”这一普遍问题,认为在提供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方面,子女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流动、传统孝道不断衰落以及家庭权力下移,家庭情感支持常被忽视。研究使用2017年11月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实施的“农村老年人调查”数据,选取55岁以上样本,包括885位农村老人及对应的3667个成年子女或儿媳。研究利用分层线性随机截距模型,分析“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和“成年子女类型”对代际情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代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在不同类型子代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有显著影响,且表现出优先缓解代际情感冲突,进而促进代际情感团结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契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有利于增强老人与子女的积极代际互动,减少摩擦和冲突,并为传承孝道文化和尊老敬老的优秀家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组织环境对城镇女性生育-就业冲突的影响。杨慧聚焦生育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热点问题,重点测量组织环境的影响。研究使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理研究专项调查”数据,选取交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经济因素对生育-就业冲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对生育为就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具保护作用,非公企业次之;中高层管理者、有职业培训机会的单位具有保护作用;高等教育、非农业户口、独生子女有保护作用;工作越不稳定者,生育对就业的影响越大;有提拔晋升经历、孩子3岁前本人照料对就业不利影响。根据以上研究,为避免生育对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议:对保护女性平衡生育就业典型单位的进行表彰鼓励;减轻非正规就业单位生育负担,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执法检查;引导基层自治组织促进女性平衡生育就业关系;大力发展3岁以下公共托幼服务,满足儿童照料需求。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别角色意识。张群林的研究发现,农村性别平等意识显著低于城市性别平等意识,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和人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男女地位差距更大。在我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强化了农村男性传统婚姻观念,也降低了他们的择偶标准和选择不婚的可能性。研究聚焦于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的现状,以及婚姻挤压是否会强化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研究使用“陕西省安康市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通过与已婚男性对比,从性别角色定位、性别平等意识和婚姻观念等三方面分析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婚姻挤压对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性别角色意识方面,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已婚男性更认同女性的家庭角色,并且年龄越大越认同女性的家庭角色,遭受过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比未遭受过婚姻挤压的更认可女性的家庭角色;在性别平等意识方面,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已婚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更弱,年龄越大性别平等意识越弱,遭受过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比未遭受过婚姻挤压的性别平等意识更弱;在婚姻观念方面,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已婚男性的更赞同应该结婚,年龄越大越赞同应该结婚,遭受过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男性比未遭受过婚姻挤压的男性更赞同应该结婚;婚姻挤压强化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
精彩点评。李艳教授对特邀发言人的评论中指出,社会性别研究在人口研究中逐渐式微,日趋边缘化,但由社会性别平等所带来的问题并未消失,老问题没完全解决,随着新时代和人口新态势,又出现了新问题,性别研究依然非常重要,需要长期的研究、实践和推进;研究者做理论研究、政策实验、建言献策、模式推广是为了通过我们的工作来改变这个世界,长期的坚持、不随社会热点改变初心非常重要,从政府到社会,对妇女的发展都应该持续关注。李艳教授对四篇论文的研究逐一进行点评。(一)贺光晔的研究中指出,户口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户口上附着了很多资源,这是大家的共识,把户口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来研究其对婚姻的影响,切入点非常有意思。思路上来看,大的假设是教育对婚姻具有推迟作用。但从所阐述的已有研究来看,对女性是这样的效果,但对男性其实是反作用的,从婚姻梯度理论来是说,高经济社会地位的男性一般会更容易成婚。所以,如果考察两个性别,提出假设的基础是什么?另外,题目包含的信息有点多,把时间的变化、户口的调节、性别的差异都体现在题目里,可能反而冲淡了主线,让读者不能从标题上知道研究的主题和思路。(二)刘利鸽的研究紧跟乡村振兴、老龄人口等研究热点,但乡村产业振兴与代际情感之间的作用机理还可以完善理论的论述,同时,乡村产业振兴带来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就地创业、就地致富,他们能够留在家乡、留在家人身边,可能对于情感支持是正向作用,但近距离同时也容易产生矛盾,是负向作用。另外,乡村层面是否需要考虑做多层分析?最后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乡村特色产业和成年子女两个关键自变量如何有机地整合,形成一个主题的研究?(三)杨慧的研究对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非常重要,但“组织环境”的概念比较宽泛,操作化为国有单位,非国有单位,中高层管理者,培训机会是否合适、是否准确,或者说这四个变量是否可以用更整合的一个概念来表示?在研究区域选择上,主要选择了沿海区域是基于什么考虑,是否可以到内陆地区进行调研以扩大研究的适用范围。此外,国有单位对女性生育二胎的保护作用更加明显,研究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对这样的单位里保护就业的机制的研究也极具意义。(四)张群林的研究是性别失衡后果的经典议题,但对大龄未婚男性这个人群的研究现在比较少了,研究为什么从“性别角色定位”“性别平等意识”“婚姻观念”这三个方面去考量社会性别意识,是否与人群的特性、研究的情境相关?还可以进行更为充分地论述。
整个论坛紧凑而高效,与会专家就各自的研究与看法进行了较为深入地交流和探讨,与会学者在会后也展开了广泛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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