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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年会综述

时间:2017-07-31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彩云之南,酥雨送爽。2016年7月20-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迎来了“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年会。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时期。面对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充分认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科学把握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引导生育水平稳定在适度区间,将对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017年年会由中国人口学会主办,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协办。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李玛琳、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以及全国各地近6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卫平主持。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首先致辞。他指出,人口学界在繁荣人口科学的方面义不容辞,责任重大。中国人口学年会是一个推动人口学发展的重要平台和重要举措,今年的年会规模空前,参会人员众多,期待能够在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把年会开办得更加圆满成功。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李玛琳与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对与会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年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专程参会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与代表们交流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进展情况。他指出,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明显,出生人数符合预判。各地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序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各部委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取得了重要进展。随后,王培安副主任为下一步人口科学繁荣发展提出了殷切期待,希望人口学界要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深入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不断推进人口研究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为中国人口发展和世界人口发展贡献中国的学术智慧。

大会开幕式后随即进行了选题新颖、寓意深刻的主旨发言。在人口发展和人口战略领域,南开大学的吴帆教授基于家庭再生产的视角对人口均衡与家庭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家庭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口均衡发展程度的结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刘鸿雁研究员为大家展示了全面两孩政策落实前后全国和各省份避孕节育构成的变化与特点,并强调了将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纳入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政策思路。在人口老龄化领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谭克俭研究员探讨了在社会保障改革背景下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变化,得出了传统上以家庭和个人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为主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转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进入从扩面到提质阶段的结论。北京大学的陆杰华教授从多维度、全方位对中国大陆老年人健康程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并认为不同测量时点老年人健康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别以及在分别控制年龄和队列干扰后老年人健康指标随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在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领域,云南大学的罗淳教授针对中国城镇化的演进过程中“城镇化”、“非农化”、“市民化”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提出了对如何理解和把握“三化”关系、疏通人口在“三化”之间的顺畅接续、进而促进城镇化的持续深化与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童玉芬教授阐释了首都圈人口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的以京津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格局,并指出这一格局既是一系列集聚力和离散力“博弈”和“对抗”的结果,也是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映。中国人民大学的段成荣教授借鉴深圳特区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围绕雄安新区在北京流动人口疏解中的分流、截流与增流作用展开论述,并得出了对分流作用不要过高期待、对截流作用不要急于求成、对增流作用要作充分思想准备的观点。在人口信息与统计分析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广州研究员结合当前中国人口数据存在的质量问题,强调了人口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需要体制、机制和技术的共同保障,并提出了规范数据结构标准化设计、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和加强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三方面的建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樊延军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我国出生人口信息化建设现状的现状,并结合分娩登记、电子出生医学证明和出生人口登记等关键要素,提出了完善出生人口信息建设的综合设想。

围绕“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这一主题,2017年人口学年会讨论的议题涉及面广,重点关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健康、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人口与家庭发展、人口与社会性别、少数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人口信息与统计方法、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与转型发展、人口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等十一个领域。与以往年会相比,本次年会参会规模空前,各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在校学生和来自卫生计生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济济一堂,从理论、方法、实践层面对人口学领域的各个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1.全面两孩生育政策

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是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两孩政策的不断深入推进也给人口学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本议题所涉选题广泛,涵盖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下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生育间隔、生育行为、生育群体等方面的分析,并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全面回顾、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的评价。

在生育意愿方面,陈滔发现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农村居民的边际效应,城镇现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比农村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期望拥有更多的子女。刘康妮的研究认为,教育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农村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小,而在城市的情况恰好相反。靳永爱、赵梦晗的研究了则发现,父母希望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父母的性别偏好和父母的照料支持会显著影响女性计划生育二孩的概率。刘厚莲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会显著弱化他们的生育意愿。石人炳对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情况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讨论,强调生育意愿的调查群体和实际生育情况的观察群体之间的结构差异可能导致二者的不一致性。

在生育水平和生育间隔方面,姜全保、杨淑彩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总和生育率和粗生育率进行分解,发现生育水平的变动是已婚生育率、已婚比例、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思钰分析了受教育程度结构变化对队列生育率的影响,发现受教育结构在队列生育下降过程中的效应呈增大趋势。郑真真的研究强调了妇女在人口转变进程尤其是生育率下降中的主动作用和贡献。宋健、张婧文集中分析中日韩三国内部及三国之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发现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张翠玲、刘鸿雁则对我国各省份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进行梳理并总结了其变迁历程。

在生育政策的分析与评价方面,吕昭河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回答生育新政应该基于何种生育权利的考量和怎样实现生育主体的赋权问题。任兰兰从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四个维度构建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体系。周阳、刘天俐基于社会媒体大数据对全面二孩政策舆论反应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对生育二孩持负性态度的用户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满意度方面明显偏低。

2.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议题重点围绕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关系以及延迟退休年龄、劳动参与和就业等方面展开。

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张俊良、张兴月认为,现在及将来较长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能长期保持可观的规模。而朱超、易祯通过政治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也证明了在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下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又能显著刺激经济增长。在肯定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基础上,李新宇、晏月平则前瞻性地提出了人口红利消失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刘建国等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不同空间尺度的产业结构均有显著影响,且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蔡弘、孙宇凡进一步通过“谁来种地”问题引发对农业劳动力的思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年龄结构上则呈现青壮年比重不断缩小,中老年比重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高龄化态势显著的趋势。从老龄化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上,刘敏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居民储蓄呈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呈下降趋势。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延迟退休年龄即将实施,顾宝昌、朱晓等从人口转变的视角认为不能就退休年龄讨论退休年龄,而是要根据人口变动,综合考虑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均衡来综合判断。

在劳动参与、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方面,姜玉认为东北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流失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王金营、康宁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产生了影响。丁进的研究发现,地区间公务员工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方津贴上。齐瑶娣则关注返乡劳动力创业的影响因素,发现拥有的人力资本、经济条件对其创业有显著影响。

人口与经济议题在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等学术争论较热的方面给出新的积极判断,同时创新性地从家庭维度考察人口转变对经济的影响,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学术争鸣和学科发展。

3.人口与健康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健康及影响因素议题仍然是本次年会的讨论热点。本议题对健康服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流动人口健康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讨论较多,而在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

健康服务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王金营、李庄园认为目前海南省的基本医疗保险仍然存在户籍障碍,对于候鸟人群等异地就医群体的保障水平低,建议完善医疗保险的跨省联网、转移支付和异地报销等制度。杨博、张楠认为陕西省内流动人口的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存在差异,需要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在艾滋病防治、孕产妇服务、生殖健康与避孕节育方面提供不同的服务需求。杨素雯、尹勤分别从社区和户籍角度分析了流动人口服务的现状和优化对策。熊源发立足服务管理角度,分析了计生服务和卫生服务深度融合的领域、模式及政策建议。刘庚常则从健康中国规划的层面出发,认为要树立健康人口理念。

老年人口健康方面,学者们关注的内容多样、角度多元,包括区域差异、队列差异、疾病类型差异等对老年健康的不同影响。毛京沭、周建芳从区域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出发,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患病类型、家庭结构、生活方式等实际情况,采取差别化的健康促进、健康教育政策。郭冉也认为,中风具有城乡、年龄和性别差异,并且具有健康累积性特点,建议从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巫锡炜、刘慧基于队列的研究视角,认为老年人的虚弱水平与变化轨迹有明显的队列差异,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解释部分队列差异。李晓敏、姜全宝从心理健康角度,认为从体制内外就业会影响受雇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体制内就业对中老年的心理健康存在“庇护效应”。在老年人居住状态方面,段媛媛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发现老年人的整个老年期中有超过一半的余寿都处在空巢状态,并且女性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年人,农村老年人高于城市老年人。杨珏考察了社区环境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张月云则重点关注了残疾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分别从健康功能、健康行为和心理状态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认为感官残疾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功能产生消极影响,而肢体残疾不仅抑制健康功能,还对老年人的情绪认知产生消极作用。李婷从社会交往对死亡的影响角度,发现多元型社交网络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死亡率,最有利于老年人健康和生存。

在流动人口的健康研究方面,宦峰、蒋霞通过对流动人口健康知识知晓和行为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当地居民,并建议及时开展流动人口健康监测。张应阳从社会交往的角度,认为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地交往的朋友越多,其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和红、曹桂考察了健康移民效应,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的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和文化与社会融入情况对其健康产生影响,并建议完善流动人口跨地区医疗保障。

4.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议题是本次年会代表们最为关注的话题,这一议题主要从健康老龄化、老年照料与居住安排、养老保障与养老产业及少数民族老年人养老状况及需求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健康老龄化方面,陆杰华倡导将健康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认为健康老龄化的内涵涉及功能发挥的维度,应从战略理念、宏观环境、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实现。米红、杨明旭颇有新意地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多健康状态进行长期预测分析,并预测203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龄社会的元年,2060年后中国将进入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平稳发展期。李建新、夏翠翠从流行病及老年疾病转变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处于现代型疾病患病上升,传统型疾病患病下降的转变过程中。郑真真分析了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的应用情况,从研究内容、发表领域、学科跨度、研究方法等多维度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加强纵向研究、区域性研究及与实地研究相结合。原新、高瑗基于健康转移模型,认为慢性疾病的转移概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且女性患病概率高于男性,建议下一步应当加强对慢性病的专业照料和长期护理。周云则关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临终问题,通过定性访谈发现农村临终老年人的照料多依靠家庭,轮养是多子女家庭的主要照料模式。

在老年人照料模式与居住安排方面,陈璐、范红丽从女性照料者的角度考察家庭老年照料的隐形成本,认为照料通过减少收入和对健康的负面作用而影响主观福利。于长永、马瑞丽认为农村家庭养老已经全面弱化,应大力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福利多元提供是未来养老模式发展的重要方向。张莉则基于个人和社区的视角,发现社区的卫生医疗状况对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的意愿照料模式有显著影响,社区医疗卫生条件与老年人家庭照料倾向呈显著正相关性。

在养老保障方面,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率和收支平衡受到重点关注。于宁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经济性指标上升快、效率性保持稳定,但投入总体却没有产生相应效果,支出有效性亟待提高。胡耀岭、王欢关注城镇职工养老金收支平衡问题,认为在有效实施延迟退休政策、适当调整养老金替代率和制度缴费率的前提下,需要有效增强养老基金“造血”功能。孙敬华基于福利国家长期照护制度的经验角度,认为中国建立长期照护制度有助于发挥家庭和社区在失能老人照顾中的作用。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韩淑娟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在养老服务业中理顺关系,分清责任。崔树义通过对山东省养老机构的实地调研,认为政府应在明确近远期目标的前提下发展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推行医养结合。刘卓则关注医养结合模式,倡导医养结合的可持续性专业化特点。徐宏重点分析了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PPP供给模式,认为目前该模式在管理、筹资、供需匹配、人才体系方面都存在不足,并提出了优化框架。

总的来说,人口老龄化在国内的研究日益成熟,研究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本次年会上,学者们不仅从理论、制度建设上倡导了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意涵,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策略上更加深入地提出了涵盖不同疾病、不同老年队列的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5.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

当前,中国正面临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流动人口的融合和城镇化的良性运作成为当前社会治理关注的重点和难点。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议题主要涉及流动现状与流动趋势、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流动人口就业、城市化过程及发展策略等内容。

流动现状与流动趋势方面,王建顺、林李月提出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从独自流动逐渐向家庭化流动的趋势,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动滞留时间、家庭月收入、长期居住意愿等。程梦瑶、段成荣全面考察了流动人口的返乡状况,认为当前在我国所谓大规模的“返乡潮”尚未形成,返回到区县居住的流动人口较回到村里的拥有更为年轻的年龄结构、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好的健康状况。盛亦男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具有家庭内部代际传承的特征,父代的迁移行为将对子代实现更高阶段的“留城”行为提供阶梯。此外,一些学者从地理空间视角切入进行研究。于海凤关注南疆维吾尔族人口流动问题,发现南疆三地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劳动力严重过剩和劳动技能低的问题。吴琼特别关注云南省边境城市流动人口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引发与会学者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人口迁移问题的广泛讨论。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入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廖梦莎关注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发现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留城意愿显著高于一线和三线城市,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动状况、留城保障情况和社会融合状况。赵如婧、周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子女配偶同住和地区人均工资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所处经济地带能够显著提升居留意愿。孙倩璐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差异进行研究,将乡-城流动人口划分为生存性、过渡型和发展型三类,并构建了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王晓峰、温馨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市民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自雇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均强于受雇农民工,并提出差异性市民化政策。

流动人口劳动参与、收入与社会保障方面,李竞博、高瑗关注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发现城-城流动人口集中于技能集聚型职业,而乡-城流动人口及居民流动人口集中于劳动集聚型职业。陈怡蓁关注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问题,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失业形态以结构性失业居多,其成因既包括个人能力问题,也与整体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有关。郝翠红、王婷研究了家庭化流动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发现家庭化流动使得女性就业的概率和收入显著下降。雷娟、谭江蓉分析社会关系网络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发现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史毅则从双重市民化的角度对我国大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进行了再讨论,发现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既受到个体和家庭禀赋的直接影响,也受到来自于城市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环境影响。齐嘉楠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的弱势教育者医保参保水平严重偏低,且流动人口地区间医保参保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在城市化过程及发展策略方面,尹德挺、张锋讨论了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对新兴城市群孵化的借鉴价值,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应借鉴“一核、多极、连片、三疏解”的发展经验。胡燕探究了特大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户籍制度改革难题,并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程威特则研究了不同城镇化路径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现人口由农村向次级城镇而不是大城市迁移更有助于贫困的缓解。

此外,代瀚锋研究了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发现更高的邻里关系密切程度和公共活动参与度能显著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周皓、王伶鑫对流动人口高等教育回报进行研究,发现在流动人口内部高等教育对经济收入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陈诚、杨巧研究发现,房价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U型关系。

本议题对流动人口现状和人口城镇化研究的讨论较为全面,不但在理论性和创新性上与往年相比有所提高,还在研究中重点突出了人的城镇化的核心理念。

6.人口与家庭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变迁关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口与家庭议题主要关注婚姻匹配与婚姻状况、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儿童照料与服务、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教育和人力资本、特殊家庭等方面。

在婚姻匹配与婚姻状况方面,李建新、王广州探究了婚姻模式的代际差异,发现晚婚情况的代际差异明显,离婚率代际差异增大。段朱清的研究发现,拥有更多优质资源会促使个体发生向上婚,但当女性在拥有更好的资源时会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既有社会地位而选择同质婚。贾志科、风笑天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婚恋年龄期望进行了研究,发现青年的实际婚恋年龄普遍比其所期待的年龄更早,恋爱低龄化和结婚高龄化态势明显。李卫东的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显著高于男性农民工,单独流动、婚前有流动经历和初次流动年龄对女性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在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方面,周福林的研究发现,当前家庭结构类型中占主体地位的还是核心家庭,但一人户和一对夫妇户比重在增加。汪为、吴海涛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将农村家庭划分为起步型、抚养型、负担型、稳定型、赡养型和空巢型六类。郭秋菊的研究发现已婚、从事非农业职业、受教育程度低的子女会增加代际矛盾。韦晓丹的研究则重点关注大龄两孩家庭,发现两孩家庭中父母与第二个孩子之间年龄差距过大的特点会引发两孩家庭的亲子/同胞关系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模式。

在儿童照料与服务方面,和建花的研究发现,我国3岁以下托幼公共服务的实践和政策发展相对滞后,存在重教轻托、重市场轻公益、重社会轻政府的倾向,并提出政府应将托幼政策上升到社会政策高度的建议。杨菊华、杜声红前瞻性地提出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认为应对家庭自我服务照料去义务化、去志愿化、去无偿化。

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方面,杨菊华提出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家庭平衡是目前生育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并构建了测量工作-家庭平衡的指标体系。杨芳、郭小敏的研究认为,刚性的收入需求与个体生命责任之间的冲突、家庭职能的弱化与政府职能失位、就业性别歧视是诱发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因素。李宁的研究发现二胎生育会形成、叠加另一个职业M型曲线,二胎会占据职业女性更多的职业发展精力与时间,拉大她们与男性的职业发展性别鸿沟。

在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牛建林、齐亚强对不同队列教育结构的发展特征、发展潜力进行了测算。闫东东、戴琼瑶则发现教育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但其变动弹性明显,公共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投资对教育贫困具有明显的缓解效应。

此外,人口与家庭议题还关注特殊家庭、住房以及贫困人口等问题。刘雪明、潘颖总结和分析了现有的城市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发现现有社会支持体系存在社会融入度低、影响力弱、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易成栋、任建宇则发现无子女家庭住房自有率最低,仅有成年子女的家庭住房自有率最高。彭继权研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戈艳霞的研究则发现,疾病照料负担使困难家庭的劳动就业概率下降的程度显著高于普通家庭。

7.人口与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对人口素质和人口发展具有潜在的、长期的影响,协调社会性别关系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对此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认识。本议题关注的重点包括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比失衡、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效应、择偶与家庭等方面。

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比失衡方面,宋瑞霞、李树茁从性别失衡治理政策认同度、个体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期望以及个人对性别失衡现象及后果的感知出发,探讨了中国性别失衡的微观治理绩效。杨博、李树茁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指出农村性别失衡在城镇化中形成了扩散机制,性别失衡后果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了加深机制,进而增大了城镇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杨凡的研究则发现,妇女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对待的现象会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王钦池、王哲的研究发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的贡献在1.5%左右。

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效应方面,赵梦晗的研究发现,女性处在不同年龄段的子女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抚养学龄子女会显著提高其就业可能性。姚从容从教育回报率的角度解释性别不平等与高等教育性别失衡的状况,认为女性由于更高的教育回报率和规避就业歧视更倾向接受高等教育。魏下海的研究则发现,地区性别失衡显著降低了所在地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企业资本集约度在地区性别比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择偶与家庭方面,张群林、沈义的研究发现,婚姻挤压强化了农村大龄男性的传统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增大了他们选择不婚的可能性。宋月萍、张婧文研究了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发现性别比越高,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越大、遭受家暴强度越强。尚子娟、刘泽则对买婚、骗婚、逃婚现象的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8.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

这一议题重点关注边疆地区和热点地区的人口特点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少数民族老年人养老现状与需求、国防人口等相关领域。

边疆民族人口的分析放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大背景下研究,更显重要和必要。马正亮分析了维吾尔族人口高速增长的状况,认为这对环境承载力及人口素质提升带来挑战。马胜春、张晨阳同样发现南疆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波动上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及传统观念都对南疆地区的生育水平产生影响。蔡果兰则发现边境地区的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常住人口,且西南边境人口的迁移特点在流向、流量、流动形式、空间分布方面呈现出与东北边境不同的特征。郑嘉着眼于“一带一路”战略定位和未来沿线穆斯林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对比了中国穆斯林人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穆斯林人口的规模、人口结构特点和职业结构、流动路径等。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融合方面,赵尚威、徐世英等发现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具有空间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产业结构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等显著影响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赵玉峰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合进程呈现梯度性。沈思对民族通婚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规模、人口的地域分布和人口的流动程度是对通婚率影响较大的因素。

少数民族老年人的养老状况与需求方面,郑瑾和李福仙等分别对云南藏族和瑞丽傣族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民族地区老年人以传统居家养老为主,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较低,在能够与子女居住的前提下,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即可。

在国防人口研究方面本次年会的研究相对较少,还有待更多学者参与,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军人家庭发展一直是国防人口的研究重点,孙红军分析了军人家庭保障计划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在军队人才培养方面,孟凡荣、丁亮分析了军队院校人力资源优化的实现途径,认为应建立人才引进、激励和评价机制。段建华对全面两孩政策条件下改善军事人口素质进行了思考。

9.人口信息与统计方法

在人口信息与统计方法方面,学者们不断创新统计应用方法和深入挖掘人口信息数据,对促进人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对传统分析方法进行了改进或是应用新的人口预测软件辅助研究。焦桂花、傅崇辉采用改进的Bi-logistic方法,通过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模拟和预测平均家庭规模,认为这种方法具有显著降低对数据的要求以及将人口流动与平均家庭规模变化直接关联起来的优势。黄匡时、张翠玲基于改进的Lee-Carter模型对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研究,发现年龄别的二孩生育间隔呈现S型变动。刘红亮则针对早期人口普查资料缺乏详细分年龄组数据的缺陷,以人口死亡率为例,提出利用线性回归构造分年龄组人口死亡变动函数,并通过人口死亡率函数反向推演的方法。金文俊、刘红亮运用PADIS-INT软件对全面两孩政策下甘肃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变动情况进行了预测。

一些学者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将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创造性地应用到人口问题研究中。郑昊借助NetLogo生态模拟技术对生态移民的城镇化过程进行研究。王福海将SDM(空间数据挖掘)技术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引入到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当中,考察了三峡库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状况。

此外,伍海霞关注大数据的采集与应用问题,通过对普查数据进行母子匹配,指出了数据匹配作为单一大数据的信息扩展,需要重视匹配率和匹配的准确性。

10.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和未来发展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和未来发展特别关注基础干部队伍建设、计划生育服务新的需求及计划生育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

孙栗、葛廷帅分别从法治建设、队伍建设、职能转变等角度,认为基层干部队伍当前面临着上级压力和民众抵制的双重压力,应加强自治组织的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孙晓明、舒星宇等分析了计划生育服务需求新变化,指出面对已婚育龄妇女避孕失败造成的人流上升、青少年意外妊娠和人流增多、妇女更年期生殖健康关怀缺失、男性关怀缺位等四大问题应继续深化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吕红平认为,未来计划生育工作将向家庭自主决策、特殊家庭扶助、发挥计生协等组织的作用方面发展。温勇、王丽萍等则重点分析了计划生育协会在新时期的现状、工作内容和发展方向。

该议题在本次年会的讨论多集中在宏观制度建设层面,而新形势下基于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推广略显不足。

11.人口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

刘鸿雁重点推介了《中国人口发展研究(CPDS)》(英文版)杂志创刊背景和定位,指出这是中国人口学研究走向国际的重要窗口。李琰谈到Springer nature 在人口研究领域出版的优势及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中国人口发展研究(CPDS)》(英文版)杂志的机制和前景。方志重点从人口学学术期刊的差异化发展角度,运用web共词分析发现中国人口学期刊的差异化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定位。陈卫通过分析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历程,认为未来中国人口学要加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加强信息与数据整合,研究具有重大挑战性问题。杨菊华、童玉芬、朱犁等期刊主编、编委们、作者们就国外人口学研究最新动态、人口学期刊发展、打造精品期刊、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互动发展等内容进行了精彩发言。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卫平在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年会紧扣“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主题,聚焦中国当下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精彩纷呈,参会人数接近600人,是历年之最,80个分论坛的组织形式让大家进行了充分的发言和讨论。

综上所述,本次年会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了中国人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三天的发言和讨论具有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会者从不同学科的背景和立场对发言人的研究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年长学者对年轻学者既指出不足又给出建议,体现了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以及老中青研究队伍的传帮带。二是聚焦国家战略性的研究。本次年会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实施,对“一带一路”战略、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最新战略规划从专业的视角展开论证,为更好实施国家战略提供了人口方案。三是国际视野,本土应用。年会的发言与讨论从宏观理念到具体实践上面向国际接轨,相关制度设计在对比国际成熟国家做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应用的本土化方案设计。四是方法创新,学科融合。本次年会的发言重点关注分析方法创新和跨学科研究,在人口学、社会学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政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老年医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视角,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使得对相同领域的研究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人口理论发展的肥沃土壤,尤其是人口政策的开创性实践,为人口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下,我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代,也是人口发展、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期,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人口研究要阐述这些变迁的机理、过程,发掘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为中国人口发展和世界人口发展贡献中国的学术智慧。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陆杰华 张莉 韦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