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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树立积极的人口观和生育观

时间:2016-04-11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人口发展具有长周期性和强惯性,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进一步深化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 “人口红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不仅是为了保障“非独”群体的公平生育权,而且是缓解日渐深重的少子化危机、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改革虽然具有很大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却也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当前,人口少子化是最大的战略危机。在人口学视角下,我们可以将“少年强则国强”进一步引申为 “人口强则国强”,重新诠释人口实力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系。

人口是人的统计学总体,也是社会性集合,所以“人口”不仅仅是“人数”的含义。关于人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我们获得的公理性认识是: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必须以“以人为本”来替代“以数为本”,以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为理论指导,更多而不是更少关注个人、夫妇和家庭的生育权限。无论在哪种经济形态下,人口都是资源,除非:从人口的内部素质看,没有康复可能和发展价值的“零素质人口”;从人口的素质转化看,没有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人口,哪怕是天才,也是负担。人口资源不仅包括了生物资源、体能资源,而且包括了脑力资源、知识资源,这决定了人口资源的特殊性,即能动性、创造性和生产性。“人口红利”可以理解为人口资源价值的市场实现和社会表达。正确的人口资源观必须结合人口的年龄结构分而视之,如果说0~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59岁或者15~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人口的继替是一波连着一波,如果 “人口波”断裂,人口发展就会有不可持续之忧。

我国已经进入高生育成本的时代,生育高昂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让崇尚自我发展的80后、90后在生育第二胎选择上望而却步。很多调研发现,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生育率大致在平均生育1.5个孩子以下。数据显示,2000年以后的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其中包含了政策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文化意义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强大的惯性,说明低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不可调控性,因为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首先是“想不想生”,事实证明,并非符合条件的夫妇都想生育两个孩子;其次是“可不可生”,就是政策上是否赋权,否则想生也是白说;再次是“能不能生”,生育是孕育新生命和新希望的过程,也是复杂繁重、值得尊重的社会劳动,生理上是否适龄生育很关键,例如医学认为生育最好在母亲35岁之前完成,否则母婴不健康的风险会放大;最后是“会不会生”,从想法到环境,再从能力到行动,最后的实际生育率一定会低于意愿生育率,这是内生性的稳定低生育景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进入超低生育率却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之后,我国需要:更多关注“高龄孕产妇”。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估计,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大约有9000万,但60%以上女性已经35岁以上,迫于生育能力和生养条件,70后绝大多数会放弃二孩生育权限,但毕竟有小部分比例想生且付诸行动的。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卫计委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如延长生二孩的产假。

减少“选择性独生”。中国早就进入了高生育成本时代,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也摧毁了传统的生育文化,2000年和2010年两次普查的生育率数据(总和生育率从1.22下降到1.18)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如果说1980—2015年是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那么2016年以后中国就进入了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无论是政策性还是选择性独生子女,都不是上佳的选择。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独生子女。在高生育成本时代,双独、单独二孩普遍遇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估计难逃“遇冷”命运。总之,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权力的使命就是保护权利。同时要放权地方,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家庭。未来的人口政策要以人口安全、人口平衡、人口优化为导向,努力减少“选择性独生和不生”现象。人口发展具有长周期性和强惯性,船大要早掉头,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进一步深化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 “人口红利”。人口生育改革的着力点是预防风险的积聚放大、消解难题的雪上加霜、遏制生育的独子化和人口的少子化以及老龄化。为此,应确立人口治理的四个价值取向:

弱权力—强权利的价值取向。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明确用“家庭自主的孕育计划”来替代“社会强制的孕育计划”。

薄功利—厚福利的价值取向。树立科学积极的人口观和生育观,人口是生态、资源和力量,生育是动力、希望和幸福,摒弃将人口数字化、工具化、分母化和妖魔化的错误认识,采取强有力的家庭福利政策为人口新政落地保驾护航,让孕育新生命成为人人有责、家家向往的“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为此需要向困扰于低生育陷阱的发达国家学习生育政策福利化的做法,既要为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雪中送炭”,也要为优势群体和优等家庭“锦上添花”。

轻总量—重结构的价值取向。人口数量是人口问题的表象,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内核。传统人口观线性单面消极地看待人口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却忽视了动力和机遇,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威力,也忽视了绿色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人类人口的欲望表达和人口的力量性质—从反生态到亲生态可以重建天人和谐的关系。人口结构决定人口的关系、功能和力量。真正意义上的人口问题都需要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进行考量。

去控制—求发展的价值取向。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人口公理是我们治理人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味控制人口出生的做法只会扭曲人口结构,导致人口生态失衡。只有优化人口发展才能调节和完善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焕发其生机和活力。中国需要用优化人口发展的加法和乘法来替代控制人口出生的减法和除法,用鼓励生育来发展人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可持续的人口力量和人口动力。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