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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强:“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安全的影响及管理策略

时间:2016-02-02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摘 要:人口安全属于非传统意义的安全问题,是对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拓展,人口安全形态主要表现为人口主体安全和人口客体安全。2016年我国启动和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这一生育政策调整将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婚姻挤压、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等人口安全问题产生积极效应,为国家和社会的人口安全提供了基础保障。论文最后提出了我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构架下我国人口安全的管理策略,认为人口安全问题要关注两孩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从人口主体安全方面解决人口系统内部的均衡问题,并进一步从技术、文化、政策等方面探索人口主、客体安全的管理策略。

关键词:人口安全  表现形态  两孩政策  积极效应  管理策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71日表决通过新国家安全法,新国家安全法明确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框架。与我国传统国家安全不同,新的国家安全还包括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其目标是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人口安全就属于非传统意义的安全问题,是对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是人类安全的补充和发展。从人口系统内部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系统间的关系提出的人口安全可界定为人口主体安全和人口客体安全,其中,我国人口主体安全形态表现为人口数量安全、人口素质安全、人口结构安全和人口家庭安全,人口客体安全形态表现为人口经济安全、人口社会安全、人口政治安全、人口主权外交安全和人口生态安全。目前,我国通过“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为国家和社会的人口安全提供了基础保障。

一、我国人口安全的主要表现形态

(一)我国人口主体安全的主要表现形态及其问题

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婚姻挤压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分析和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联合国确定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范围为102~107。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离正常值域会影响成年人口特别是婚龄人口的性别比构成,进而影响到未来婚姻市场的均衡状态。我国最近30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引发广泛关注,198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突破正常值范围上限达到107.11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8.5111.3116.86118.062013单独两孩生育启动和政策实施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高达117.6,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2020年我国处于婚龄的男性数量比女性多2400万,其中,24~28岁的男性4900万,22~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二者差距达到1000万(姚美雄,2015),婚龄人口中的男性将面临较为严重的娶妻难社会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离高,将对我国婚龄人口形成较大的婚姻挤压问题。

二是,人口老龄化与养老空巢问题。人口老龄化及其程度和速度的变化是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特征,并引发了关于人口红利及其消失等问题的关注(蔡昉,2009),而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养老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未来发展的直接影响(胡乃军、杨燕绥,2012)。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1.19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1.78亿,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2.12亿,占总人口的15.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8亿,占总人口的10.1%,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态势十分明显。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总和生育率1.8),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50年将达到峰值4.39亿,老年人口比重为31.1%,中国因此将步入深度老龄社会。高龄老年人口加速使中国面临的老年人口问题更为突出,2010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2063万,占老年人口比例为11.7%2050年中国高龄老年人口将超过1亿。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0%,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在养老方面,只有28.9%的城镇老年人口养老目前没有困难,农村在这一问题上更为严重,农村老年人口只有16.9%养老目前没有困难。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等背景下,同时又面临家庭核心化、小型化,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步,因此整体呈现出速度快、空巢化、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特点,特殊的复杂性将使中国遭遇人口结构失衡、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加重等多个人口安全问题。

三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与劳动力结构老化并存问题。劳动力持续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了我国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但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显示出劳动力从逐年增加到开始减少的拐点出现。据预测,2035年以前我国劳动力资源维持在9亿以上,本世纪中期减少至6.8亿,比现有劳动力资源规模缩减20%以上。与此同时,15-24岁组和25-44岁组中青年组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在2035年前呈快速下降,而4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到2040年达到46%的波峰。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结构老化的变化,决定了我国未来将长期面临劳动就业安全问题。

四是,人口城乡迁移与流动人口治理问题。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在社会上一定程度遭受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排斥。2010年,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1亿人,比2000年增加1.17亿人,增长81.03%。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其中40%是年轻人是我国特有的。我国人口的大量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流动人口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同时也给流出地带来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传统的被城市化道路,城市管理者多从城市视角进行城市原居民与新移民的分割管理,静态的将流动人口视为制度性身份集团——农民的一部分,忽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权,在城乡居民共同发展上没有建立成果分享的体制机制。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速、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化以及流动人口主体意识的增强,城市管理者逐渐意识到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意识到他们同样是城市化进程的利益相关者,开始逐渐关注流动人口的身份地位与身份认同,进而主张给予流动人口市民身份。但这一过程因制度缺失或缺位而使流动人口的发展权远未得以实现。同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其中的重要选项就在于农村自身的持续发展问题,目前为农村社区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比例明显低于城市社区,农村衰落和空心化现象已成为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另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难题。

五是,人口家庭安全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和谐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微观基础。我国人口家庭安全问题表现为:其一,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我国家庭的常规模式,当前流动家庭接近20%,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35.1%,留守妇女占农村已婚妇女的6.1%,留守老人占农村老年人口的23.3%,由此衍生较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人口安全问题;其二,丁克家庭问题。2010年的调查显示,我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目前我国丁克家庭问题虽然还影响不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衍生的养老、情感等家庭问题可能外溢为社会安全问题;其三,家庭风险问题。中国目前每年增加失独家庭”7.6万个,“失独家庭”累计已超过100万个。中国有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将产生1000万个左右的 “失独家庭”,加上数量庞大的残独家庭,由此衍生出较多的家庭风险问题;其四,家庭变迁与家庭发展问题。我国传统家庭的稳态目前不同程度受到破坏,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核心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家庭形态多样化,使得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功能与需求对应结构和均衡条件均发生改变。当前,我国还缺乏有效的家庭发展政策,这将可能会导致人口问题催化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外溢为社会问题

(二)我国人口客体安全的主要表现形态及其问题

1.人口经济安全问题。2013年我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6629美元,排位全球第86位,2015我国人均GDP8016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3.7万美元以上的水平仍有显著差距。我国人口数量的分母效应显著,并对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产生深刻影响,积累基金的减少加剧了人口与经济的矛盾。进一步从人口和经济的结构性数据分析来看,高收入组(80百分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组(20百分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45倍,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0.462,虽然这一指标有所回落,但仍超过0.4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较多。城乡收入差距2.73:1,明显偏离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1.5:1),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内需不足,影响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系数较大(偏离系数0为均衡状态),2014年第一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69,第二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43,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18。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较大的偏离系数以及城乡较大的收入差距、处于百分位两端人群巨大的收入差距,在较大程度上刻画出我国人口经济安全问题。

2.人口社会安全问题。中国人口的惯性增长特别是结构性人口问题,带来人口生存和发展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如贫困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婚姻问题、犯罪问题,等等。近些年来中国人口处于极低生育率状态,又引发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担忧。一是,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男性剩余人口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男性剩余人口普遍有如下几个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婚姻市场上没有或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不稳定;与社区联系很少,与其他单身汉联系较多并有可能形成亚文化群体,与社会上其他男性相比,男性剩余人口更容易通过恶习或暴力手段寻求满足,因而不利于社会安全;二是,持续超过警戒线的失业人口会因其释放的负作用力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严重的会直接诱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三是,数量众多的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安全、日常照料和情感诉求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相伴而生的必然是贫困问题的增加和社会问题的衍生,能否解决老年人口保障问题对确保中国社会的稳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四是,人口基数大和新增人口多容易导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削弱社会稳定的基础;五是,过低的人口素质能够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而影响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六是,无序的流动人口与过快的人口城市化一定程度影响国内社会安全,如果城市扩张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产城一体化不能协调推进,为新转移城市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就存在较大障碍,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就将有加大的可能性。

3.人口主权外交安全问题。在人口因素中,人口规模是主权外交安全的重要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通常是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长。然而过快的人口增长致使人口系统内部出现的问题可能导致人口竞争力下降,也加大对他国能源、食物等的依存度,同时,人口快速增加导致对外大量移民可能导致国际事件,使移民与难民问题迅速成为高度政治性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的过度缩减、过度老龄化以及民族结构的改变等对国家安全也产生不利影响。对中国而言,适度的人口缩减并不会对中国的文化和种族的延续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缓解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过快、过急的人口缩减会改变我国合理的人口结构,2015年我国在“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第二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也只有1655万人,比2014年还减少32万人,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并不明显,这一状况如果持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国防安全。因而,应该形成与我国人口和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人口安全观。

4.人口生态安全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由于人口数量的分母效应和人口结构的冲击效应,我国的环境和资源问题长期处于高负荷,非理性的生产和消费带来过度的资源和环境利用,形成了较大的人口生态安全问题,如近年来以雾霾为重点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资源衰竭日渐成为公众关心的生态问题。人口生态问题从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外部危机逐渐演变为文化失落和社会失范的内部危机,这将给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深刻的影响,并演化为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以及人口代际之间生态的挤压问题和伦理问题。

二、“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从以上人口安全表现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核心是我国人口结构问题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改善我国人口结构问题及其对应的社会经济问题,当前主要是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来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生育政策逐步放开有利于稳定我国适度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引发的结构性人口问题。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决定是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对人口安全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是,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导致短期生育堆积效应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现

生育堆积提出了一个人口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指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变宽,一批育龄妇女在某孩次非自愿的空档生育期后,如何完成该孩次的生育问题(姚引妹、李芬等,2014)。 两孩政策调整后,有缓释模式和突释模式两种生育模式,当生育行为由正常模式转换为突释模式,短期内会对一国或地区的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形成生育堆积效应。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据测算,2012年我国15~49岁分年龄且孩子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有1.52亿(翟振武、张爱苓等,2014),有6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亦即约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较大的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引致生育堆积的可能性增大,两孩生育释放模式倾向于“突释模式”,这对人口安全形成某种负面效应。但从长期而言,按照我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现实生育率31.5%推算,未来“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数约2173万,而且新增出生人口自身还有长期人口增长效应,这对缓解未来我国人口走低的长期趋势而言具有一定的人口效果,人口数量峰值时期将在一定程度上延后,能够解决我国人口家庭安全、人口社会安全、人口经济安全、人口主权外交安全等人口主、客体安全问题。

二是, 普遍两孩生育政策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并缓解我国未来婚姻市场挤压的人口社会安全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如何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不同甚至冲突的观点,但主流观点认为放宽生育政策可以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李建新、王军(李建新,2009;王军,2013)认为,适度放宽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严格生育政策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激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水平。翟振武、李龙(2014)认为,较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调整生育政策将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经验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是我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比2013年的117.6下降了1.72,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幅明显。山西翼城是我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试点区,2000年和20100~4岁人口性别比103,较长时期保持在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域。这说明两孩政策较好满足了我国婚育家庭的生育愿望,使政策目标与生育意愿之间达成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并弱化了我国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在生育行为上就减少了对出生人口性别的人为干预。因此,随着两孩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回归正常值域,从长期趋势而言,这有利于缓解我国婚姻市场的挤压问题,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剩余人口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利影响。

三是,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优化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并实现我国人口经济安全

目前,我国目前少子化势明显,2010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6.6%,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是调整未来人口结构、实现劳动力合理供给的重要手段之一。据测算,未来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数约2173万。就中短期而言,我国劳动力供给与原政策下水平一致,但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带来的新增出生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消费侧面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据测算,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会有0.5%左右(王培安,2015)。就长期而言,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口经过16年成为劳动力,如果2016年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将从2031年后开始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水平,从生产和消费两个侧面带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普遍两孩” 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时期将持续到 2035年,相对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人口红利窗口延迟1年关闭,其中:2031年之前,因“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累计生育能量的释放,形成“普遍两孩”生育政策下的总抚养系数高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情形;2031之后,因“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普遍两孩”生育政策下的总抚养系数低于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情形,每年的总抚养系数比维持生育政策不变和“单独两孩” 生育政策的总抚养系数低1-2个百分点。另外,“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带来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有利于家庭优化孩子资源的空间配置,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人口流动所衍生的人口家庭安全问题。

四是,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延迟深度老龄社会的进程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导致劳动力供给进入减少通道的叠加效应构成我国老龄社会进程中的新问题: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与老年人口数量激增导致潜在扶助比持续下跌;二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影响老年人口的供养问题,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长期照料等一系列问题考验着我国家庭的代际稳定;三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我国老龄社会的基本事实和显著特征2014年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且若保持不变,我国独生子女存量规模仍将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30322万人,但与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相比,独生子女规模将减少4527万人(姚引妹、李芬等,2014)。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后,由于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目标人群和新增出生人口相对双独两孩单独两孩的规模更大,未来独生子女规模的收缩效应将进一步放大。这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减少失独家庭残独家庭空巢家庭衍生的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结构以应对未来养老问题。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实施对延迟我国老龄社会进程具有一定贡献,据测算,205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为30.16%左右(人口总量包含两代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口),比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低近1个百分点。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新增出生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稀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并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扶助比,减轻我国未来的养老压力。

三、“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架构下我国人口安全的管理策略

(一)进一步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和生育政策体系,完善“普遍两孩”生育模式的政策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

通过修订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依法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框架下对我国人口政策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价值创新,生育政策体系要向调整结构性人口问题转型,对于影响我国结构性人口问题的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纳入生育政策体系,如生育间隔弹性问题、区域性人口差异问题、奖励扶助目标人群界定问题、新生儿缺陷防治问题等等,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的制度优势。在启动和实施““普遍两孩”生育政策后,政策支持体系要从原有的奖励少生向保障人口安全转型,激励按政策生育,对按政策生育两孩的家庭给予关爱和政策支持。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统筹解决好家庭普惠政策、社会救助机制与计生家庭利益导向机制的有效衔接、协调和配套,这是未来计划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调整和转型的重要方向所在。

(二)培育人口风险意识和人口安全文化

树立科学的人口安全观,加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以科学和严谨的精神对待人口政策的产生和调整。动员社会力量,加强舆论影响和正确导向,培育公众的人口风险意识。摒弃和消除落后传统文化孕育的群体价值压力,培养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发挥文化对人口、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的推动、凝聚、润滑和整合作用,通过持续的潜移默化,化解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矛盾。

(三)建立人口安全评估和管理体系

利用人口安全评价方法,从技术和专家系统角度构建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系统内人口安全指标,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与生态承载力等系统间人口安全指标并对其状态进行评估。对于可能出现的人口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并加以甄别,对于其中因为人口制度、公共政策等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人口安全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改变人口及社会结构,使其正常有序地发展,避免人口安全问题的出现,达到化解和规避人口风险的目的。对于通过政策调控不能化解的人口安全问题或可能突发的人口安全问题,在人口安全管理体系中制定相应的各种应急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人口安全问题。

(四)完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

一是,完善集约型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体系。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以符合人口发展内在规律,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适度调整产业准入政策,减轻无序迁移人口对我国就业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冲击。确立资源消耗强度小的集约型三次产业结构,并通过人口、产业和交通、城镇的合理布局,促进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综合效益优化,统筹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培育,形成产业群、城市群、生态带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二是,完善预警型人口结构调控体系。设立人口安全警戒线、预警参数系统和应急反应体系,人口预警涵盖发现警情、分析警兆、寻找警源、判断警度以及采取正确干预方法将警情排除的全过程。当人口安全受到威胁或接近承载极限,能及时预警,适时进行系统干预。预警型人口管理体系既要正确判断涉及人口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生态影响,更要对未来可能的警情寻找警源,对人口安全态势进行跟踪监测,为人口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完善预警型人口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口管理信息和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信息相结合的现代信息收集、报告、分析、发布系统,推动政府人口信息交换平台和人口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等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发展。通过技术平台开发,实现婚姻、生育、户籍、流动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基于大数据库建立重大社会经济政策的人口影响评估机制,为人口治理提供基础性条件。

三是,完善效率型人口空间引导体系。消除我国人口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形成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合作关系,推动农村-中小城镇-大中城市的有序层级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要素在区域间、城乡间的有效配置。城市政府在对待流动人口问题应从管控转变为向流动人口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增强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增进社会融合来消除人口公共安全问题。

四是,完善综合型劳动力质量培育和提升体系。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换质量的关键阶段,利用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累起来的经济成果提高劳动力质量,实现劳动力质量优势转换,是未来的必行战略。劳动力质量优势的建立有赖于两大支撑:教育和健康,通过对教育和健康进行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一致行动。一方面,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

(五)分解公共部门在人口安全领域的职责

人口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涉及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人口安全问题涉及较多方面,需要公共部门之间联动和协调来解决。公共部门要树立高度的人口安全和人口风险意识,充分体现现代治理以人为本理念。对发展中的人口问题,如公共卫生问题、性别比失调问题以及与人口规模总量的供给和人口结构等问题,要从综合统筹发展的角度全盘考虑。与人口安全相关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从现代治理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全面发展,把人口安全问题放到优先位置上来考虑,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职能,切实把发展建立在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在现有政府治理框架下,进一步形成和强化公共部门联动机制,通过超前研究前瞻性地预警和干预人口安全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1:2-10,111.

2.胡乃军,杨燕绥.中国老龄人口有效赡养比研究.公共管理评论,2012;2:67-79.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经济研究,2007;10:4-16.

4.姚引妹,李芬,尹文耀.单独两孩政策下独生子女数量、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94-104.

5.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2:3-17.

6.李建新著.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0-87;王军.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人口学刊,2013;5:5-14.

7.翟振武,李龙.“单独二孩”与生育政策的继续调整完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50-56.

8.阎逸.浙江人口安全体系的构建方略.浙江经济, 2006; 12:56.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