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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普遍二孩生育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时间:2015-11-14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宋 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下简称“普二政策”),是生育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无疑会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调整完善中的生育政策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取决于妇女的生育行为,而对就业的影响往往成为阻碍妇女生育的重要因素。笔者首先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并检验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基于此从促进妇女就业与生育平衡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对数据和模型的简要说明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主问卷。选取其中18-49岁的育龄已婚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有效样本数为8139人。其中城镇人口比例为52.77%。

  2.主要变量

  根据问卷中“目前您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劳动”界定就业状态指标,并处理为虚拟变量。

  妇女的生育状况主要关注现有孩子数量(仅选取生育了1孩和2孩的母亲7168人)、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是否为0-3岁婴幼儿两个变量,同时也考察妇女职业生涯中因结婚生育/照顾孩子中断过工作经历对目前就业状态的影响。三个自变量均处理为虚拟变量。

  中国的生育政策城乡有别,且城乡妇女的就业性质也有较大不同,因此我们将居住地的城乡属性(虚拟变量)视作调节变量,探求生育与妇女就业关系方面城乡可能存在的差异。经济支持以丈夫的个人总收入来度量,是连续变量,对其进行对数变换及中心化(即去均值)处理;照料支持根据问卷中“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3岁之前是否由本人照料”获得,处理为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则包括妇女的年龄(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序次变量)及其健康状况(序次变量)。模型中,序次变量也均处理为虚拟变量。

  3. 研究方法

  主要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并检验调节变量的作用。为解决生育和就业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孩子数量对妇女就业状态的影响中,将“第1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以检验生育变量是否具有内生性。

  二、实证研究结果

  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均会对妇女目前的就业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但城乡妇女在孩子数量的影响上存在分歧,在就业中断经历的影响上也有显著差异。总体上经济支持会增强、而照料支持会减弱生育对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

  1. 孩子数量对妇女就业状态的影响

  样本中在业和不在业已婚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分别为36.44%和34.43%;城镇在业和不在业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分别为16.60%和28.87%;乡村两个比例则为57.60%和46.48%。

  内生性检验显示残差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不需要使用工具变量。

  不考虑交互效应时,生育2孩妇女的就业发生比仅是生育1孩妇女的89.0%,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乡村妇女、丈夫收入较低的妇女以及有照料支持的妇女更可能就业;另外,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以及年龄较长的妇女更可能就业。

  分别加入以及全部加入交互项后,居住地的城乡属性、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交互效应均在统计上显著(p<0.05)。孩子数量对就业的影响在城乡妇女间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均会显著加强孩子数量对妇女就业的消极作用。

  我们注意到加入城乡交互项后(单独加入或全部加入),孩子数量对已婚妇女就业状态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变得显著,而且方向也发生了扭转(从生育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转为正面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城乡妇女在孩子数量与就业关系之间的差异,分别针对城镇妇女和乡村妇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孩子数量对城乡妇女就业的影响恰好相反:生育二孩会显著降低城镇妇女就业的可能性,却会提高乡村妇女就业的可能性(但统计上不显著);来自丈夫的经济支持不会影响城镇妇女的就业,却会显著降低乡村妇女的就业可能性;照料支持均会显著提高城乡妇女的就业可能性。若同时考虑经济支持和就业支持的调节作用,则孩子数量与城乡妇女就业状态的关系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其中经济支持对城镇妇女以及照料支持对乡村妇女的调节作用显著:均会削弱生育二孩妇女的就业可能性。

  2. 婴幼儿对妇女就业状态的影响

  妇女的就业状态可能会受到孩子年龄的影响,因为年幼的孩子往往需要母亲花费较多的时间。数据结果表明,最后1个/现在这个孩子3岁以前的主要照料者,母亲所占比例高达63.15%,其次是夫妻双方的父母(合计占31.87%),丈夫或保姆等其他人负责照料的比例很低。另外家中有婴幼儿的妇女在业比例(68.47%)低于没有婴幼儿的妇女(81.91%);城镇家有婴幼儿的妇女就业比例为61.97%,而乡村则为73.62%。

  回归分析显示,家中有婴幼儿会显著降低母亲的就业可能性:不考虑交互项时,有婴幼儿的妇女就业发生比仅是没有婴幼儿妇女就业发生比的41.1%。分别加入及全部加入交互项后,发现婴幼儿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说明无论是城镇妇女还是乡村妇女,当家中有3岁以下婴幼儿时,母亲都更倾向于照料孩子而非就业。来自丈夫的经济支持会显著增强婴幼儿对妇女就业的消极作用;照料支持则会显著削弱婴幼儿对已婚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

  3. 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对妇女就业状态的影响

  样本中有22.40%的妇女曾因结婚生育/照料孩子中断过工作。交叉分析发现,有过因生育中断就业经历的妇女在业比例为71.58%,而没有这一经历的妇女在业比例更高,为87.68%。城镇和乡村两类妇女的相应比例分别为65.92%和83.65%、以及77.76%和91.95%。可见曾因生育中断过工作的经历会对妇女目前的就业状态造成负面影响,且对城镇妇女影响更大。

  回归结果显示,曾因生育中断过就业的妇女目前的就业可能性更低。不考虑交互项时,曾因生育中断过就业的妇女就业发生比仅是没有过这一经历妇女的就业发生比的49.0%。分别加入交互项后发现,曾因生育中断过就业的经历对妇女目前就业状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照料支持可以有效削弱这一经历对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全部加入交互项后,曾因生育中断过就业的经历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仍然显示出极强的城乡差异;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变得显著,会加强这一经历对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

  分别针对城镇妇女和乡村妇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对城乡妇女的就业状态均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有这一经历的城镇妇女就业发生比是没有这一经历妇女的59.4%,乡村则是37.9%。经济支持不会影响城镇妇女的就业,却会显著降低乡村妇女的就业可能性;照料支持均会显著提高城乡妇女的就业可能性。然而,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对于乡村妇女均不显著,意味着这两类支持不会加强也不会削弱就业中断经历对乡村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对城镇妇女也不显著;经济支持则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强就业中断经历对城镇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生育和就业既是女性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又是家庭成员需要做出的重要决策。虽然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就业参与程度都在提高,但妇女仍旧是家务劳动和孩子照料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家务劳动与就业的不平衡迫使妇女调整她们的生育需求或就业需求,而妇女个人特征、所拥有的资源、以及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会影响其生育或就业决策;另一方面,社会支持(如生育保险、产假、儿童照料服务)尤其是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经济和情感支持(父母帮助抚养孩子、丈夫收入等)会增加妇女就业和生育之间的兼容性。

  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状况对其就业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1)生育二孩会显著降低城镇妇女就业的可能性;(2)无论城乡,家中有婴幼儿会显著降低母亲的就业可能性;(3)无论城乡,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会显著降低妇女的就业可能性。孩子数量以及就业中断的经历对就业的影响在城乡妇女间存在显著差异;孩子数量与就业状态的关系中,经济支持对城镇妇女以及照料支持对乡村妇女的调节作用显著;经济支持会显著增强、照料支持则会显著削弱婴幼儿对已婚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经济支持会显著增强就业中断经历对城镇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

  “普二”政策下为了实现鼓励妇女及其家庭按政策生育的目标,应通过提供照料支持和促进妇女连续就业尽可能减少生育二孩对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要加大宣传和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减轻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增强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倡导夫妻共同分担孩子养育责任和家务劳动。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与“普二”政策本无关联,但由于“普二”政策有可能加剧这一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和预防。增强全体国民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和创建有利于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是减轻就业歧视和增强女性权利的根本途径,也有助于预防二孩生育中的男性偏好和性别选择问题,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第二,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兴办公立和平价私营托幼机构。照料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妇女的就业可能性,且显著削弱婴幼儿对已婚妇女就业的消极影响。然而,目前中国0-3岁婴幼儿的照料支持仍来自于家庭内部,在制度层面尚缺少对这一需求的服务提供体系。在发达国家,尽管生育与妇女就业在个体层面仍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在宏观层面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些国家发现正相关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与这些国家制定家庭支持性政策和建立完善的儿童照料服务体系紧密相关;中国在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同时,也应借鉴相关经验,建立健全幼托服务等儿童照料体系,以增加妇女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兼容性。这样也可减少妇女因生育或照顾孩子而被迫中断工作,以及这种就业中断经历对今后妇女就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要制定完善相应的支持性社会政策,创造有利于女性发展与家庭发展的社会环境。如完善夫妻双方均可享用的产假、育儿假和护理假制度;出台鼓励兴办托幼机构的优惠性政策文件;制定有利于企业支持女性职工就业的相关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等。

  

(来源:中国人口学会 )